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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深处 笔墨精神——评袁武人物画中的时代精神
来源:宏宝斋画廊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12日 浏览:1481次
表现时代精神,似乎已成为当下中国画坛的流行语,时代精神的有无也似乎成为好作品的判定标签,有了这个标签好像什么样的作品都可称作好作品了。就实而言,画家在创作中对时代精神的彰显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时代精神不仅是民族精神某一阶段的体现,也是画家个性的着落点,离开了时代精神的所谓个性,最终将会被时代所抛弃。然而,一些画家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上的误区和差距,却给中国画的当代发展带来了诸多麻烦,同时也给画家本人的创作道路设置下了难以穿越的迷障。


  在一些画家的观念里,时代精神就是表现时代中出现的事物和东西,只要描绘了别人没有表现过的“新生事物”就是表现时代精神,他们将表现“时代物质”当成了“时代精神”。当然,我们不能说“时代物质”和“时代精神”就一点联系也没有,“时代精神”需要“时代物质”的承载和支持,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把“时代精神”看作是“时代物质”。需知“时代精神”是“时代物质”的蒸馏和升华,这一过程完成后,“时代精神”就没有了“时代物质”的迹象了。我们应该明白,所谓艺术表现时代,是指表现时代之精神,而不是时代之物质。绘画创作的对象是画面,画家是通过画面表现精神、体现修养,东西和物只是画面中的载体,是可供画家自由运用的创作元素。明白这一点,画家就不会将创作的对象局限于具体东西和物上,也只有这样,画家才可能创作出既有精神层面的时代性,又不失绘画本体层面的规律性的好作品来。而在这一点上,人物画家袁武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十多年来,袁武的人物画以其特立独行的画风,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应该说,袁武是一个“真工实能”的画家。他不仅有着坚实的造型能力和把握画面整体气氛的能力,同时他的表现题材也很广泛:工、农、商、学、兵无所不涉,重大题材、生活小景、人物小品无所不画。此外,他笔下的关东山水我们也不能小觑。当我们翻开袁武的一幅幅作品时,除被他所营造的画面气氛所感染外,还能感受到他对绘画本体的探索履痕,这对画家来说至关重要。虽然个体性画家并不需要对美术史负责,但画家对绘画本体探索的深入和延展,会构成美术史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对此他是心知肚明。在袁武看来,绘画创作不应以前人的经典或范式作为自己的标准,而是要解决前人未曾涉足的难题和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难题,不然,画家所画的画就没有什么价值。


  袁武是一个沐浴过“八五思潮”、“抽象水墨”、“实验水墨”等各种风潮的画家,虽然他因此也出过“天花”、感过“风寒”,但他始终没有被各种潮流所吞没,那些“天花”和“风寒”反倒增强了他的免疫力,增强了他对各种流风的判断力,更坚定了他艺术探索的前进方向。


  袁武的艺术探索十分注意精神层面与语言层面有机结合。一方面,他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绘画,以当代人的情感体味人生,注意当代人的现实感受,把握绘画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寻找能承载“时代精神”和现代情感的笔墨结构,使“时代精神”得以落实在和此相适应的笔墨结构上,他的绘画创作与探索也就是在这两方面的张力场中展开的。


  袁武在绘画上的造型能力是非常强的,但他并没有走那种以造型能力为先锋带动,着意于物象表面准确性与真实性的功能开发,而是将着重点放在造型为画面,造型适应感受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真切感受和现实情感来调动造型能力。袁武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速写还是完成的作品,造型的准确性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准确,而不是生理上的准确,是“人心营构之象”,而不是机械描摹。在以往的特定时期里,中国画被过多地赋予了政教色彩,将只是绘画某种功能的准确性与真实性过度放大,使绘画的某种功能代替了绘画本质,忽视了准确与真实并非绘画的本意。作为一名好的画家,如果不从物象中解放出来,将行之不远。


  袁武的人物画突破了以往写意画人物造型周正、笔墨温雅的樊篱,走出了样态式的僵化与不痛不痒的自我陶醉。我们看到,袁武作品中的人物,其精神状态会直接影响到人物姿态的存在方式,每一种表情、每一种眼神、某一种特征都会索动全身神经和动态,在这情绪和姿态的互动下,人物就在画面中活了起来,生动了起来。


  在袁武的绘画创作中,我们不能忽视画家本人情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当今社会,舟车便捷,光电迅速,人们所见所闻十分广博,日常景致已很难感动众生,无论画家如何让作品中的人物人前卖弄,也很难抓住观者的心灵。难道绘画真的死亡了吗?面对猎奇和符号化表情已不起多大作用的现实,袁武开始用其敏感的双眼与情感去捕捉他要表现的人物,并善于寻找新的切入点和视角,在平凡中寻找伟大,在伟大中寻找平凡。也许某个人物的局部和某种无意间瞥见的情景,都可能触动他的心灵深处,成为他在画面上放大的情感因子,最终将他心灵深处的感动传递给观者。袁武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重要作品,无论是军事题材,还是农村题材;无论是政治题材,还是古代历史题材,往往都是他心灵悸动的产物。也就是说,越是让他动容的素材,他画起来也最卖力,完成后的效果也最好。在袁武的绘画中,情感与精神的表达从表面转换为内在,从生理视觉的外视转化为心理视觉的内视,这为他的情感抒发平添了许多份量。虽然情感在袁武的绘画创作中十分重要,但他并没有滥用这种资源,而是有分寸地控制着,不使它泛滥成灾去换取观众的同情。他的作品往往给人感觉静穆中有温纯,冷观中有热烈,就像一把退了火气的茶壶,放射出深厚而温润的光泽。


  袁武在有分寸地把握情感运用时,还善于将情感放到他所选择的“容器”中,将情感调动下的物象放置到一种形式框架中,形式框架又通过笔墨结构表现出来,最终完成画面,也完成了他的心灵之旅。


  袁武注重当代人的现实感受,善于调动现代形式因素和西方绘画元素,使自己的人物画现代感十足。按理说,现代元素的运用弄不好会消解中国画的笔墨语汇,降低中国画的笔墨意味,但这种担心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发生,不仅如此,他还大大强化了笔墨份量,甚至于让人感觉有些过重。不过,他一方面注重现代元素的运用,一方面又注重笔墨的大面积发挥,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平衡中,保持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和民族气派。试想一下,如果那些现代元素在国画中的大量运用,没有一定面积的笔墨来控制,那将会导致“国将不国”,中国画的种姓也将难觅踪迹了。


  袁武人物画的笔墨结构,除注意大黑大白、几何线的运用外,他始终关注画面的整体视觉,将局部都纳入整体中来考虑。即使要强调某一部分,他也要把握一个度,有紧有松,不枝不蔓。他的画完成时,就像自然长就的一个生命整体,呈现给了广大观众,观众也能从这个生命体中感受到生命的驿动。袁武的作品看上去笔墨纵肆,好像十分随意,其实并非如此。他作品中每一块浓淡墨的安排、用笔的走向、飞白的保留,都是思考的结果,就是貌似随意的一个笔触,也是他整理后的形态。看来,艺术的魅力就是在相反相成中绽放出来的。


  袁武的人物画,不仅有着很强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时代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将时代的精神层面落实在画面中,落实在形式框架与笔墨结构中,让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个人风格通过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而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许多画家静言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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