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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述
来源:宏宝斋画廊 发布时间:2012年3月26日 浏览:1596次
自    述
文/杨培江
 
我的绘画起点与那个时代的爱好美术的人一样,也是从涂鸦描摹开始,当时的范本大多都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之类的小人书,后来参加学校的美术宣传组,再后就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学画画,当时并没有什么美术院校可以考试,对绘画完全是出于爱好。父母的角度是认为学门手艺,到时看能否进入居委会从事宣传工作,避过上山下乡这一关。
我绘画的启蒙老师是曾松龄老师,在我所在的城市里他是一位传奇人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本科毕业,在那个时代这种人是了不得的,我从他那里学到绘画的基本技能,他的为人处事对我也产生很大影响。当时学画画并不象现在需要交学费,记得到了年底的时候父亲会拿几包“金鹿”香烟送老师,而老师有时会转送几包“大前门”作为回礼。可以说这时才是我绘画历程的真正开始,知道了绘画需要写生和明暗比例之类的技巧。最早对绘画的认识就是列宾之类俄罗斯式写实绘画。当时绘画对我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写生一定要在晚上进行,打上灯光才能开始绘画,文革时期经常停电,只能点上煤油灯,父亲为我在小小的阁楼上安上一块活动的木板,算是我的写生台,摆上皮鞋书包之类静物,时间长了阁楼的屋顶被熏出一团浓浓黑迹。对绘画的狂热在这时也慢慢显现出来了,我自制了一个小油画箱,恰好能放进书包,下午4点放学后就直奔海边的一个工地,而且要步行四五公里,那个工地可以说是当时学画画人的写生基地,每天最少都有四五人到此写生,大家最热衷写生的景色是用竖插杉排围成的一个锯木坊,前面有一个小水塘,黄昏时焕发出金色微波,草地上堆放着各类木段,这些本是普通不过的场景,却令我们着迷,只因为那黄昏色调能唤出俄罗斯式的深沉。可以说我少年绘画基调就是俄罗斯式的自然风光。
 
杨培江 水彩画 54x79cm 1997年
78年我考上广州美院附中,当时在汕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周围许多人都知道某某阿弟考上了。广州与家乡有着天壤之别,相比省城汕头简直就是乡下,有天晚上同学带我到北京路逛夜街,商店的橱窗让我觉得好像身处电影里的香港街道。我在师兄的宿舍遇到一位着白衬衣满头银发,带着金丝眼镜手扶拐杖的老人正在指点师兄,说一些我听不懂的学术问题,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副院长杨秋人,刚到广州时总有许多令我激动的时刻,总之最初的感觉就是我离学术已经很近了,心中充满激情和忐忑。当时附中还流传着《初升的太阳》的传记小说,是有关列宾美术学院附中一位早逝天才学生的生平,更撩起我心中奋斗的力量,少年激情的力量是无限的,但这种力度被引向了一种刻板的学习,手中紧握着4H最硬的铅笔,紧瞪着眼前的石膏水果模型,我要画出最丰富最细腻的质感和明暗变化,连石膏翻模没有修好的接口缝都画出来了,当时对这些方法并没有太多地抵触反而其乐无穷,觉得唯有这样才是攀登艺术高峰的基础,倒是现在想起有点感慨。
杨培江《霞光》布面油画60x82cm 1993年
当时也很少有画展,印象最深是郭绍刚留苏作品展,可以说是真正的轰动,带队老师为我们介绍各种传奇,至今我仍记得老师在一幅有教堂的小油画风景前停下,无比激动地对我们说,正因为这幅画,郭的苏联老师说,中国人开始会画色彩了!我听后坚信不疑,认为我现在画的都不是色彩,要更努力磨练向真正的色彩迈进。我们所处的那种年代可谓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充满着对真理的渴望,也因为激情产生了种种误读,夸大了某些技术的效力和高不可攀,而且太多地规范也限制了少年的个性发挥。附中的日子既充实又懵懂地一天天度过。随着绘画的深入,也日益感到学院式的束缚,那种禁锢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毕业创作草图观摩时,同学的方案没有通过,只因为他所画工人身后的几道铁链,现在想来确实可笑,工厂作坊悬挂铁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场景,但老师却说这些铁链会让观众想到吊颈绳,类似这种荒唐我们经常都要面对,慢慢也在伤损着对绘画的热情,也加深了对绘画的烦恼。
 
杨培江《月夜归湖村》布面油画 122x144cm  2008年
1981年我从附中升上美院,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这时关注的东西多了,叛逆的情绪也更强,我与几个喜欢西方绘画和摇滚音乐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自认为是前卫,实际也就是多看了几本西方荒诞派小说,尝试一些超现实主义绘画手法。对现代绘画可谓是趋之若鹜,充满着好奇,在当时只要画面色彩够强烈笔触够狂野就是现代派。当时有一个法国沙龙画展在广州文化公园展出,现在想来充其量也就是一些法国三四流的画作,都是一些样式风格的把戏,但这足以让我们心潮澎湃得一塌糊涂,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好东西,我与陈少雄两人在看画展时激动得猛抽3包“大钟”牌香烟,似乎在惩罚自己的无知和幼稚。实际上在80年代西方绘画已处于边缘,对于这些我们全然无知。
杨培江《梦荷》纸本 69x69cm 2011年
那年代真的别提有多烦人和忧心,又不知问题在哪里,太多的主义把人搅得无法安宁,甚至连一些现在看来简单的技术问题也被提升到悬乎的境地,令人容易走向极端,因为与同学李燕祥对绘画有共同的关注,带我拜见他校外的老师,老师提出了症结所在,分析了中国的油画之所以之所以弱势是在于对形体的认识出问题,并向我们抛出了各类形体占有空间的新观点,这种悬乎的空间观念是什么东西,在当时我根本无法理解,如坠深渊,也许老师连他自己都无法真正明白,他拿塞尚、马蒂斯的画作来解释这些说不清的问题。我整天的努力作画,画一些根本不成型类似“人的背部与靠椅距离”“手放在膝盖上”的速写,目的是探究形体占有的空间,画面效果有点像塞尚那样草草几笔就完成了,这种所谓的形体占有空间的观念不断地之磨折着我,后来连学校的课都经常不上,整天泡在晓港公园速写老人打牌的场景。总之我所谓的学院正规训练就在各种纠结和惶恐中走过。甚至曾想离开美院去漂,那天我怀揣《杰克伦敦传》到火车货站,寻找列车准备趴车北上,这样才够刺激,艺术家的成长就需要各种经历。在北京我观看了翰默藏画展及德国表现主义精品展,然后又灰溜溜地回到美院,本是冒险经历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如果当年北漂成行现在不知是什么情形,年轻人的激情可谓是水漫金山,水退才惊讶有许多暗沟洞穴,但这种危险在当年却不经意地跳开了。
杨培江《梦荷》纸本 69x69cm 2011年
85年大学毕业回到汕头在一所大学教美术,回到自己,寻找可以成长的地方,我重新在寻觅所眷恋的乡土情结,尽管还有很多疑惑,我最向往的还是巴比松式画家们的生活,特别是米勒的绘画,那浓浓的田园气息和宗教感让我着迷,尽管现在已经接触了其他新的艺术,但米勒的绘画仍是心中最温暖的回味,每每重温仍会唤起对那个时期的怀念。
我也曾喜欢苏联画家普拉斯托夫,这个人很传奇,受过旧式俄国的学院教育,十月革命后,他到一个农村当公社书记,长期生活在农村。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对这些画家的喜欢和认同,也许是向往他们那样的生活状态。这种认同是一种本能、感性的,当时并没太多去考究其绘画的文化意义,只是一种直觉,但这种态度影响了我的绘画甚至是生活判断。毕业时也曾想到某个乡村去,当个小村官,在乡村生活和作画,但脆弱的心灵仍不敢迈开这一步,至今仍身居都市。但在后来的二十几年,我的绘画确实和乡村有着紧密的联系,每年都有三四个月在惠村生活作画。
惠村的经历事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身居都市稍有一点触动就会唤起我对惠村的挂念,一次开车栽女儿到饶平吃一种当地小吃,在回程的高速公路上,远山被月光切成起伏的剪影,眼前的景色唤起无限的感慨。与女儿聊起某年中秋后的一天晚上,我雇了一辆破旧农用车载着几十幅油画在山路颠簸的情形,那个月夜与眼前的情景是如此的相近。我感慨人生年轻时需要一些经历。我在画室天台还置搭着一个瓜棚,闲时无事总喜欢收拾落叶象农民一样闷烧,那草烧味唤起的乡愁把我引向惠村腾锦伯门前瓜棚的碎影,秋天山间小路的落叶、冬夜的山村……当年我在惠村就知道这段时光将是我人生中恬静的时光,也将会成为美好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消逝,一切都在变化,无论心态还是自然景观。我敏感惠村的一切生活细节,清晨叶片的露珠、飘落的梅花、雨天屋檐滴水、稻田收获后空地发出的气味、不经意发现的花朵上交尾的甲虫……一年冬末傍晚,在后头柯山上作画,微微山雨令山景更显深沉,雨的湿气把梅树花香压近地面,弥漫四周,细雨聚集在脸上成珠慢慢流淌,那一刻分不清是泪是雨,我赞叹自然的一切,心头涌上的是那近乎宗教般的宁静和莫名的感动。
有人说人是当地最好的风景,因为在惠村呆的时间长了,与村民有较深的交往,让我更了解一些较本质的东西,或许是内心的某种情怀,会寻找相对应的场景,除了田园风光景象之外,我更敏感到边远山村旷野荒诞的一面。金贝堂年末祭神,因为村落小连皮影戏都请不起,就在山边的小庙前搭起小台,用电视放录像港式武打片就算是给神欢乐,更可笑的是晚上8点后就放映艳俗的色情片,这种场景令人觉得荒诞滑稽但又真实。90年代初惠村还时兴过一阵歌舞表演风气,实际就是脱衣舞表演,每当水果收获时节,一个星期内总有三四场演出,会吸引四乡八里的村民到镇上来,山那边的福建省村民也会蜂拥而来,一辆辆手扶拖拉机栽上二三十人,大家紧紧抱在一起,在山路上摇晃前进。尽管是色情表演,但男女老少都可以进场,甚至有些妇女抱着小孩前来观看,但不久村民对这些所谓新鲜事物也麻木了,尽管演出者把色情程度不断提升,仍唤不起村民的兴趣,后来,一场演出只有十来个观众,经营者干脆把观众请上舞台就座,脱衣舞者距离观众也就一两米距离,这个剧场是露天的,我在对面的春发旅社就可以一览无遗。
杨培江《梦荷》纸本 69x69cm 2011年
一日午睡时我被一阵喧闹吵醒,从走廊上看下去,一群慌乱的村民抬着一年轻人正往卫生院奔去,后来才知道这年轻人是因为情爱问题的困扰吃农药自杀的。实际上山村性观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得多,风华日丽我在金贝堂山上眺望,对面山团团树丛背后总恍惚有些什么事发生着。有一次,我要到金贝堂后山的长满梨树的山坡作画,阳光下坐着一个当地的村姑,一边放牛一边钩着通花,这种景象就像毕沙罗的油画,过了不久我听说这个少妇也吃农药自杀,而且肚里还怀着别人的小孩。我敏感到惠村的各种荒诞,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对乡村生活原有诗意侵蚀所呈现出的另一面,这种感受也确实影响到我后来的一些创作。
杨培江《梦荷》纸本 69x69cm 2011年
惠村也并不是全然荒诞,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抒情。在“惠村”作画的日子,我更多时间守在一个叫“金背堂”的小山坳,“金背堂”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露天画室,身处自然会引发更多灵动,眼前景色就像静物一样自由组合摆放,我所谓的对景写生更倾向于一种创作性状况。在十八乡中“金背堂”是一个穷山村,四面环山,当年我刚来这里时,村中也只住着五、六户村民,出入村只有一条小山路。村民的土屋大多依山而建,朝向和筑造都顺着山势,墙体由石块和黄土垒成,屋顶叠放的瓦片上压着散乱的石块。“金背堂”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绿色,屋前山后种满各种果树,几乎是能得到阳光的缝隙,就有植物冒出,梅树、芭蕉、杨梅、橄榄……杂乱地间种在一起,几乎南方所有的果树在金背堂都可以找到,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而又生机勃勃,化出一股浓浓的野逸,或许自然的本来就该如此,这就是“金背堂”的魅力所在,生成了生活在这片山林中的人们的另一种性格。我以前交往中的老人现在只剩海城伯一人了,前几年山洪把他半山的土房子冲坏,现在被接到镇上原镇政府大楼居住,听宝华兄说,每当旅社门前停有小车,他都会询问是不是我来了,前段时间我到惠村在小卖部买了些米和油,让以小姑娘送去,她回来时说,海城伯说“政府真好啊,还总是记得他。”而且反复追问是汕头的还是饶平的政府。他的视力和听力已几乎全无,总会闹出很多笑话。现在我已经很少到惠村写生作画了,前段时间与电视台去拍一个纪录片,金贝堂已是一片荒芜,只能靠我口述以前的种种美景……。
杨培江《梦荷》纸本 69x69cm 2011年
常有人说我命好,仔细想来也确有这么回事,当我刚毕业的时候,生活的节奏和压力并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所要承受的那么大。教师职业让我有时间长期在乡下作画,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时间,这对绘画技术的提升起到很大的作用,乡村生活的体验和积累多少也成了后来创作的支撑。而当我需要信心和绘画的推广的时候,张宏来了,他为我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他对我的绘画比我自己更有信心,至今仍在北京卖劲的吆喝,他现在已经将自己当成杨培江了。
杨培江《博弈》纸本 69x69cm 2011年
 而当我绘画转向表达的自觉的时候,汕头大学的开放教学氛围给了我开阔的视野和勇气,那教学的变革可谓是一种休克式治疗,几乎是全盘西化,教学理念和设置完全立足于当代艺术,大量的资讯及新的教学理念形成了一个宽松并富于活力的实验氛围,学生的热情被点燃了,出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作品和极端表达方式,新媒介、装置、行为成为主要形式,课堂上啃木棍、吃唾液、抽血无奇不有。身处这种环境是有压力的,象我这样身处边缘城市的体制内教师,这种刺激算是补了当代艺术一课,它给我勇气和敏感,当然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并未搞清楚,当然我对这种开放氛围的态度也有点暧昧,可谓叶公好龙。我只是功利并直接地利用了这种刺激,相比当代艺术的极端行为平面绘画还有什么可担心和不能做的呢,这大大地激发我对材料和样式探索的勇气。尽管以前对当代艺术有关注的习惯,但所得到的资讯更多的是一种概念,而且在接受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和自卑心理总会放大某些观念的作用力,随着创作的深入和教学的参与,对当代艺术有着更加清晰的概念。它的生成是一种必然,并不是洪水猛兽,现在看来后现代现象更象是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有参天大树也有灌木丛,有小花也有杂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各种新媒介新形式极端行为纷飞杂乱,加上批评家们的推波助浪和信息的快速传播,强势文化的推广,全球一体化的魔力正在削平地域文化的差异,连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生活风俗也在消失,在我看来世界之大至今仍未生成出具地域性的当代艺术,所谓文化的多元性实际是西方式的单一多元。现在对待这些问题我并不像以前那么悲观,有些事是某些个体再努力也解决不了的,也许这种无奈反而令人从容起来,我想人是有必要承认某些局限,地域的局限文化的局限,视觉艺术也同理。有人总是喜欢过分放大当代艺术的功能,在观念表达和当代性的纵容下摆出一幅与哲学较劲的态势,视觉就是视觉,但视觉魅力也有他的局限,视觉传达是无法像文字一样精准传达某种概念,当代艺术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已呈现出不正常的一面,艺术已可以是非艺术了,到了这种程度我们也无话可说,我并无贬低之意,但身处其中,确实一时难以接受,也许这种混乱可能催生新的艺术。时至今日我对艺术仍心存疑惑,而这种纠结会成为前进的动力,我不习惯那种太观念性和具策略性的工作方式,我自认为长处就是努力工作,我目前所从事的绘画多少有一种技术的演练倾向,但在混乱的年代我选择相信技术,相信自己感知到的东西,期待有待一日能技深悟道。
 
杨培江
2012年1月1日于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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